赵忠：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

赵忠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、教授、中国宏观经济论坛（CMF）主要成员

本文转载自9月18日经济日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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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退休制度成型于上世纪50年代，男职工60周岁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保持相对稳定，没有进行大的调整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，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质量都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岗位构成也与上世纪50年代大不相同，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改革，使之更好地与经济社会发展、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相适应。

延迟法定退休年龄，是充分开发我国人力资源，进一步延长“人口红利”的关键举措。截至2023年底，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.97亿，占总人口的21.1%，与2010年相比规模增加1.19亿，比例增加7.8个百分点。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起开始出现下降，从2011年的9.4亿人减少至2023年的8.6亿人。同时，2023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8.6岁，比1981年的67.8岁增加10.8岁。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、预期寿命稳步增加的背景下，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源，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，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延长“人口红利”成为关键。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验看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行之有效的办法，也成为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普遍采取的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一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，通过制度规范和激励措施，可以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，增加劳动力规模，增加劳动供给，增加劳动时间，缓解劳动力规模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增强劳动力市场活力。

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促进教育成果转化为“人力资本红利”的重要措施。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只有进入生产过程才会发挥作用、产生价值。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%，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.5亿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。从劳动群体看，2023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.05年，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。这些都表明我国的人口质量和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，但教育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。与这些变化发展相适应，也需要进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，促进教育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，进入经济生产过程。从个人层面看，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更长的回报时间、更多的回报机会，从而取得更多的报酬；从宏观层面看，此项改革可以更充分地把我国教育取得的巨大成就转化为“人力资本红利”，为化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。

“按照自愿、弹性原则”推进改革，既考虑了职工利益，又激发了职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。改革允许一定的弹性空间，允许职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，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自愿选择提前退休或延迟退休。职工个人、家庭情况各有不同，从事的职业、对未来的规划也有差异，这种有弹性的规定使改革能更好地满足和匹配职工多元化、个性化的需求，职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实际进行选择。与“一刀切”的政策相比，职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，也更能激发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。

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单位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和场所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也可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。世界卫生组织从1997年就倡导积极老龄化概念，认为健康、参与和保障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3个重要维度，强调老年人参与社会、经济、文化与公共事务的重要性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与积极老龄化观念相吻合的改革举措，是把老年人转为重要人力资源的推手，也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举措。“自愿、弹性”的改革原则和积极老龄化的观念相结合，有利于激发老龄群体的劳动热情与社会参与感。

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，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将有效增加劳动要素供给，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。劳动者同时又是消费者，收入转化为消费，必然会拉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，带来生产的扩展和就业的增加，形成劳动供给—收入增加—消费拉动—就业增长的良性循环。延长工作年限不仅可以实现职工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升，而且其工作和消费会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活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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